同时,加强服务职能,即从无所不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不难看出,房价全面下降趋势已显现。由于中国的债券价格、货币价格、外汇价格主要由政府决定,股票价格则长期低迷,不能反映国民经济的变化,而房地产价格则对国民经济和民众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下面主要从房地产价格角度来讨论资产价格泡沫问题。
长期以来,GDP导向的考核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一直是考核地方党政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不难看出,地价是房价最主要的组成部分。2003年全国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2456元,2013年涨到了每平方米6237元,涨了近3倍,全国的数字并不惊人。虽然全国商品房均价上涨并不惊人,但多数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幅度符合房地产泡沫的衡量标准据统计,地价占房价的比例为30%左右(2008年全国工商联的数据为58%),税费占比为30%—40%,建筑成本和利润占比为20%—40%。
但多数人根据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国内外房价比、房地产融资占社会总融资比重、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等角度论证房价存在明显的泡沫。虽然近期房价开始下跌,但过去十多年房价基本处于上升通道中,房地产泡沫比较明显。同样在要素投入量确定的前提下,效率的提高也能带来产出的增加。
这种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来实现技术水平的突飞猛进。在效率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要素投入会带来同比例的产出的增加。三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奥尔森增长。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既有要素投入量增加的因素,又有效率提高的因素。
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充分,国际贸易带来的开放红利进一步体现。我国的各种体制改革还在继续,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经济效率的余地也还很大。而我国确定的战略目标要求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7%,这是自相矛盾的。但要知道这种说法严格地限定在短期。
极端地说,如果消费率提高到100%,那是简单再生产,经济增长率为零。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明显,我国经济增长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误区很多,其中有一些甚至成为主流观点,急需加以澄清。二、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是粗犷的吗?目前我国经济界的主流观点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是粗犷型经济发展,所以应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到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凯恩斯的总需求理论要解决的是短期需求波动对经济的影响。
就拿我国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现了接近年均10%的经济增长,据有关研究,70%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投入增加,剩余30%是靠效率的提高。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只要提高消费率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就可以解决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这是误解。
第二,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席卷全球,风水轮流转,美国和欧洲都没能幸免,唯有中国还没有出现危机,由此推断这次该轮到中国了。理论上说,如果没有要素投入的增加,每年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可以实现3%的经济增长率。
总之,从要素投入和效率提高两个角度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进一步说,我们更不能说今后要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轨道上来。第三,从效率角度看,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在继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作用逐步上升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效率也会逐年提高。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处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劳动力要素增加较快,在三十多年间大约有2.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未来一段时间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依然存在。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应该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
如前所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带来了3%的经济增长率。要素投入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
另外,外商投资也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外企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如前所述,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增加要素投入,二是靠提高效率。
需求扩大不可能自动地增加总供给能力,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时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其次,从劳动力供给来看,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以每年城市化率提高1%的趋势来看,未来20年城市化率会达到70%。
很多人错误地使用凯恩斯理论,将短期需求管理理论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也就是说,当社会出现产能过剩时,通过扩大需求充分利用过剩的产能,就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3%以下,其中,2%是考要素投入,1%是靠技术进步与效率提高。
农业劳动力从分工程度和效率低下的农业转移到分工程度和效率高的非农产业,也是这些年我国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持续增加带动了我国GDP快速增长。
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制度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今后我国的储蓄率可能会呈现缓慢下降之势,但40%以上的储蓄率仍能维持一段时期。
回答这一问题还是要回到经济增长理论上来。所以说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是对的,但因此而得出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是粗犷的,进而得出必须转到主要依靠提高效率的轨道上来却是值得商榷的。
三、我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吗?我国经济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主要依据不外乎如下几点: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三十多年,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经济快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三十年的,不管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没有超过三十年的跨速增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已近尾声。消费水平的提高不能增加供给能力。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要靠自主研发,因此技术进步更加缓慢,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也不可能像发展中国家那样高。进入本世纪以后储蓄率逐年提高,从2007年开始超过50%,如2007年的储蓄率为50.4%,2012年的储蓄率为50.5%。
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前提下,如果政府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开支提高消费水平,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我国的技术进步与和效率提高可以带来3%的经济增长率。
从创新和技术进步角度看,我国处于后发国家地位,前面有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和产业可以学习。再加上我国的储蓄率比较高,一直维持在35%以上,再加上外资引入,投资率一直很高。
第四,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大都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很少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此推断中国也会止步于中等收入,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的预算支出,仍然逃不出民生价值导向的桎梏,以为民生是唯一的预算支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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